服饰文化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关系

服饰文化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关系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考察。宏观来看，东周秦汉时期又可分为“汉服以前”和“汉服形成发展” 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两个阶段的服饰文化面貌有所不同。服饰文化面貌的演进轨迹与社会发展进程作为两条主线，它们之间的整体联系值得思考。微观来看，每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服饰均有其时代特点，在共同的时代特点下，不同服饰传统中又有着各自的独特风貌。这种风貌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关系也值得关注。

通过对汉服以前阶段（东周时期）和汉服形成发展阶段（秦汉时期）服饰面貌的揭示与研究，我们可将两大发展阶段的服饰面貌概括如下。东周时期，东周列国地区的服饰以发髻发型和交领右衽的服装款式为主要特征，可称之为“发髻右衽”服饰传统。这一服饰传统下，不同地区的服饰又存在有明显差异，形成不同的服饰体系。“发髻右衽”的服饰传统之外，又广泛存在有以“被发左衽”为主要特征的服饰文化传统，与“发髻右衽”的服饰传统一起构成当时的二元服饰文化格局。秦汉时期， 东周时期的二元服饰文化格局逐渐被打破，新的服饰文化传统——“汉服”传统开始形成并通过三个阶段实现了初步发展。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东周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在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古代社会先后经历了由“王国时代” 向“帝国时代”的社会转型，以及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发展阶段。东周时期，政权分立、社会动荡、文化面貌复杂，社会文化格局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秦汉时期，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终于结束了“王国时代”的战乱和分裂局面，迎来了有着更加稳定局面的“帝国时代”。“帝国时代”区别于“王国时代”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地域的统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高度统一。与此相适应，东周秦汉时期的服饰面貌也体现出类似的格局和发展态势。东周时期，服饰面貌复杂多样，“发髻右衽”服饰传统中不仅存在有各种服饰体系，不同服饰体系中的服饰面貌还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服饰类型、装饰、搭配、组合等有关服饰物质形态的方方面面。秦汉时期，尤其是秦至西汉早期，“汉服”传统中虽然仍存在各种地方类型，但区域特点一般仅局限在服装的款式、发髻的形态等细节方面，有差别但差别不大。西汉中期以后，“汉服”传统中的服饰地域差异愈加微弱。与服饰面貌的差异性特征逐渐减小的态势相反，有着相似特征的服饰面貌分布地域却在日益扩大。以此来看，服饰文化与社会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东周秦汉时期的服饰文化面貌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服饰文化可以反映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时代特点和政治文化格局。

本书曾反复提到“服饰传统”的概念，所谓的“服饰传统”，是指在特定的时空框架内，不同服饰元素交汇在一起呈现出来的服饰面貌及文化特征。服饰元素不仅包括像服饰款式、纹饰、质料、色彩、搭配、组合等物质形态方面的元素，也包括服饰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

就服饰的物质形态而言，一个服饰传统中，服饰款式、纹饰、质料、色彩、搭配、组合等方面的特点与形成这种服饰传统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有着直接联系。结合具体史实，这种联系便不难理解。研究表明，西南地区的服饰传统中，女性服饰的常见搭配为上身着对襟式服，下身着短筒裙，跣足；西域服饰传统中，常见各种质料的帽，服装质料以毛织物和皮革制品为主。这些特点均反映出当地自然环境在服饰传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又如，东周时期发髻右衽的服饰传统中，楚式系统内等级较高的人群，其服装款式多为阔袖；东汉时期汉服传统中，贵妇多以高大的高髻和繁缛的发饰来装饰头部。这些特点都表现出服饰的等级差别，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差别当受到了来自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因此，服饰特点也间接反映出相关方面的情况。又如，在汉服传统中，丝织品一直是大宗的服装质料，并且品种繁多、工艺精湛；西域服饰传统中，毛织品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有着悠久的历史，同样也有着高超的工艺。这些史实表明，服饰尤其是服装质料是受纺织技术、生产工具等条件直接影响的服饰元素，而生产工具推动生产力，体现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服饰同样也可以间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需要指出的是，服装质料的材料来源与当地的生业形态关系密切。我们知道，丝绸来自蚕桑，种桑养蚕是我国古代中原地区的重要农事活动；毛织物和皮革制品则来自牲畜，畜养放牧则是我国新疆地区的主要农事活动。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服饰也可反映出有关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

服饰区别于其他物质文化遗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服饰具有很强的象征性，有学者曾将服饰的这种特点形象地概括为“无声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以表达出视觉印象无法表现的部分，也就是人类的精神世界以及这个世界构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很多古代文明的早期艺术品发现都或多或少的揭示出这样一种现象，即很多文明的服饰文化在其萌芽阶段都表现出很强的象征意义。以往的人类学者普遍认为，服饰的出现当与其实用功能密切关系，早期服饰满足了人类御寒遮体、避虫驱害的基本需求。如吴越地区的先民“断发文身，以像鳞虫”，“以避蛟龙之害”。有些学者认为这种习俗“乃是起于保护生命的要求，其效用与动物的保护色相等”。但又有一些文化现象和相关的民族学考察似乎证明了与其相悖的一种可能，即服饰的出现更多的是为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和精神表达， 并且这种需求有不断增强的趋势。例如，同样是“断发文身”，有些学者认为它的出现是一种古老的成人礼习俗。同样的现象也反映在世界其他文明以及当今的社会中。澳洲的土著部落中，普遍流行在身体上割出各种形状的线条，线条的多少在某些部落中可以标明等级差别，比如昆斯兰德人。这种割痕的性质具有更多的装饰意义和宗教功能。当今社会中，很多造型各异的“奇装异服”层出不穷，这种现象应当表现了人们对个性的表达和审美追求。

作为一个服饰个体，它的某些特点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而作为一个服饰群体，它们的共性特征则可以反映出一群人乃至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追求，具体表现为人们的价值观、伦理观、审美观等，这些观念可借助服饰的某些特征传达出来。例如，西汉早中期， 低髻在女性中普遍流行，装饰简单；西汉中期以后，高髻逐渐流行开来并且有不断增高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头饰装饰也日趋繁缛。由此可见两汉时期的人们在审美观念方面发生的变化。此外，在意识形态指导下构建的社会关系也可通过服饰得以展现，结合本书的研究，最明显的莫过于服饰的等级特点、身份特点和性别特点所反映出来的人们等级、身份方面的差异和性别特征。在汉服传统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类似长袖、绕襟曲裾、华袂、鱼尾下摆这样的服装款式，研究表明，具有类似款式的服装一般为舞女穿着，因此，这些服饰特点可以理解为舞女身份的象征。西南滇地服饰文化中，贵族对襟服的衣缘、背后正中、袖筒上都有规整的雷纹装饰条带，其他平民服饰上则不见装饰；西北西域服饰文化中，贵族所着上衣、裤子的质料上乘，式样讲究、装饰丰富、搭配完整齐备，一般平民服饰则仅着单层素布服，有些衣物还打有补丁，有的甚至是赤裸上身。据此，可以将这些纹饰装饰理解为等级的象征。汉服传统中，女性多数结髻、着裙，男性则多戴冠、穿裤；西南地区的女性普遍发髻较低、短衣、短裙， 男性则发髻较高、头缠帕巾、短衣、短裤。这样的服饰组合和服饰搭配则可以理解为性别象征。又如，东汉明帝的服制改革，将服饰与国家祭祀相结合，深衣制由先秦时期的常服成为汉代的礼服，这种由常入礼的转变体现出服饰的制度化，可见服饰又是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的深刻体现。

通过服饰表现人的等级身份以及社会秩序等在很多服饰文化传统中都可以见到，具有“共性模式”。所谓的“共性模式”是指“在一系列特定社会和生态环境中演进的服饰行为所具有的共同的反映模式”。由此可见，服饰的象征意义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凡此种种，服饰在表达人类情感、传达人类精神世界方面的优势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在服饰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技术、思想意识、审美观念、宗教信仰等均对服饰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这些方面的很多特点都在服饰中留下痕迹，并通过服饰的物质形态传达出来。以上的诸多方面既涉及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涉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上层建筑，它们共同指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以此来看，服饰文化与社会发展水平也存在一定联系，服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得到的第二个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就服饰文化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关系得出如下认识。

其一，服饰与人类及人类社会密切相关。

其二，服饰本身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其发展也受到了来自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制约。

其三， 服饰具有辨别和标识功能，服饰文化可以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特点和发展水平。具体表现为，通过服饰文化自身的发展和服饰文化格局反映出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格局和演进态势；通过服饰自身的物质形态和象征意义，反映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

其四，具有标识作用的服饰及服饰文化，既可以反映不同文化的差异，也可以反映不同文化的共性。